在20世纪，几乎没什么地缘政治事件能与40年前理查德·尼克松历史性访华相比。今天，那"改变了世界的一周"作为外交革命中一次大胆的赌博为人铭记，它令这位美国总统和美国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收益。不过到了今天更明显的是，尼克松访华启动了一项进程，它最终结束了中国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孤立状态，为中国重新崛起为强国铺平了道路。在过去40年里，中国从中美战略修好中获得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美国。
在安全方面，美国和中国继尼克松访华后建立的半同盟关系大大增强了中国对抗苏联的能力；当时，苏联聚集了30到40个师对付中国，在尼克松访华前不久，正在考虑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空袭。当然，以中国作为平衡苏联的工具有助于美国发动冷战。但即便中国不出力——实质性帮助不大——在这场竞争中美国最终也会击败苏联。
鉴于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引发的政治混乱，美中修好还得再等几年才能产生经济红利。直到邓小平重新掌权——以及他的改革启动了经济改革——中国才开始重视中美关系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显然，精明的邓小平本能的领会了这种重要性。正因为如此，他在1978年12月（偶然的是，北京和华盛顿就是在这个月关系正常化的）掌握最高政治权力后首次海外访问的对象就是美国。他知道，没有美国的投资和技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如果美国市场不对中国商品开放，美国公司迫于禁令不得对华投资（在尼克松访华前正是如此），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模式——高投资、对国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开放、以及权力下放——产生的结果远不会像现在这么令人印象深刻。
因此，在尼克松访华四十年后，已经有了定论：中国成了当之无愧的赢家。幸运的是，美国也没有输。这是地缘政治学中罕见的双赢局面。不过，即便在这个双赢局面中，毫无疑问中国得到的远远超过了美国。对这些相对收益进行清算令人不禁想要知道，为何今天会有这么多中国精英怀有这样的反美情绪。
尼克松访华以来美中建立互利关系的潜在原因十分明确。这两个国家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冷战时期是对抗苏联的威胁确保安全，冷战后是贸易和投资带来的日益庞大的经济利益。
一般说来，恐惧和贪婪足以巩固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但还不足以巩固强国之间的。基于共同价值观和类似的政治制度的持久战略信任对于确定强国间关系的性质要重要得多。或许有例外，尼克松访华一事就是一例，他访华的时机恰逢中国和美国都面临一个非同寻常的安全威胁——苏联。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国政权的性质并未令同为实用政治的高明实践者的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困扰。迫使这两个国家寻求合作的是生存的本能，而不是持久的战略互信。
不过到了今天，美中关系的结构已变得面目全非。在安全方面，它们已变成半竞争者，而不是半盟友，双方都视对方为潜在威胁并据此筹划自己的国防战略。它们的经济关系变得互相依存，形成了继续合作的最坚实基础。但即使如此，紧张关系还是出现了，尤其是以大规模双边贸易赤字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低估货币币值和限制美国公司进入市场造成的。
近年来意识形态的冲突——美国的自由民主国家和中国的一党制国家间的冲突——变得更加尖锐。那些主张与中国接触的人将自己的论点建立在以下假定上：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以及与西方的融合将推动政治改革，并使这个一党制国家变得更加民主。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自由进化"理论并未成功。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接受政治自由化，反而变得更抵制民主化，对西方更多疑，更敌视自由价值观。
因此，在美中关系的三大支柱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只有一个——共同的经济利益——依然矗立着。在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美中关系正变得更具竞争性和对抗性。总之，在可预见的未来，战略竞争极有可能会变成美中关系的主要特征——只要中国的一党制政府继续掌权。不难确定潜在的原因。因为在满脑子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美国和由一党制政府统治的中国之间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战略信任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只会加剧。中国领导人不应为所谓的"信任赤字"感到惋惜，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它为何会存在。此外，一个（偏爱自由竞争的）自由民主国家和一个（偏爱国家控制的）独裁政权的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就存在分歧。这些制度上的差异导致经济政策必然会相互冲突。因此，甚至连美国和中国之间共同的经济利益都有可能因它们政治制度的冲突而受到侵蚀，这样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或许不适合以如此悲观的预测美中关系的未来来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不过，如果大家接受以下前提，即在可预见的未来，长期合作和友善的中美关系面临的根本障碍是中国继续实行一党执政，而不是美国意欲遏制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那么承认这一现实并试着改变它将对我们自己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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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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